艾米丽·温克勒：中世纪的哀伤、情感与健康

艾米丽·温克勒（Emily Winkler），牛津大学赫特福德学院（Hertford College）中世纪领域(lǐngyù)研究员。曾任亚历山大·冯·洪堡研究基金研究员（2017—2019），牛津大学圣埃德蒙(āidéméng)学院研究员（2015—2018）。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中世纪史、中世纪情感史、中世纪盛期社会史与(yǔ)文化史。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zài)不列颠群岛、盎格鲁-诺曼世界，以及(yǐjí)北海地区、西西里岛(xīxīlǐdǎo)和意大利南部等地中海世界。日前，艾米丽·温克勒受邀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lìshǐ)学院做了一场讲座(jiǎngzuò)，题为“中世纪盛期的哀伤、情感与健康”，本文系其发言稿(fāyángǎo)。限于篇幅，节选部分内容。 艾米丽·温克勒(wēnkèlēi)（Emily Winkler） 在(zài)20世纪的(de)(de)中(zhōng)世纪情感(qínggǎn)(qínggǎn)(qínggǎn)史研究中，学者们倾向于从表面来理解中世纪(zhōngshìjì)欧洲的历史叙事，并且认为欧洲中世纪时期的人们(rénmen)像孩子(háizi)一样，被情感所支配，缺乏文明。有一位学者因提出这种观点(guāndiǎn)而闻名，当他在阅读中世纪文本(wénběn)中对于强烈情感的描写时，将其解读为当下人类历史进步的证据——如今的我们已经处于文明阶段，能够懂得彼此(bǐcǐ) 间如何相处，也能辨别并管理(guǎnlǐ)自己的情感。然而(ránér)，这种似乎是以进步为视角的历史观，在其后的几年间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并遭到了反驳。例如，芭芭拉·罗森温（Barbara Rosenwein）编写过一本关于“愤怒(fènnù)”的著作【《愤怒的过去：中世纪情感的社会(shèhuì)功能》（Anger's Past: The Social Uses of an Emotion in the Middle Ages，1998）】，并提出了“情感共同体(gòngtóngtǐ)”（Emotional Communities）这一术语【《情感共同体：中世纪早期的情感研究》（Emo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2006）;《情感的代际：情感史（600–1700）》（Generations of Feeling: A History of Emotions, 600–1700，2016）】。在书中，她也提出“人不是被情感所支配，而是掌控(zhǎngkòng)情感的主体”。由此可见，学界的观点几乎是从(shìcóng)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学者们在进行中世纪(zhōngshìjì)情感史研究的(de)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语言表达(biǎodá)，将情绪视作“工具”，即人可以使用(shǐyòng)情感。于是，我们(wǒmen)可以看到诸如“运用(yùnyòng)（wield）”“调动（deploy）”“编排（script）”这类动词。人们“使用”情感，在需要时“调动”情感，仿佛这是一种随时可供使用的东西。这也导致了该(gāi)领域的大量研究成果集中在文字的使用、体裁与政治交流等主题。其中(qízhōng)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中世纪的人们如何(rúhé)使用与情感相关的词汇，比如国王(guówáng)之间如何写信，或者如何试图通过情感语言来(lái)激发民众(mínzhòng)采取行动。然而，上述研究仅限于刻意使用的文字，并未真正对“感觉（feelings）”或“情绪（emotions）”本身进行思考。部分历史学者甚至表示，“我们讨论的只是人们现在认为自己(zìjǐ)感受到了什么”，或者“他们曾经认为自己感觉到了什么”。这样的说法颇为(pǒwèi)有趣，它似乎完全否定了人们在当时的世界观、思想和观念下真实感受与表达情感的能力。 近些年来，中世纪(zhōngshìjì)情感史研究也与神经科学、心理学(xīnlǐxué)领域有所互动。21世纪初，一个频繁出现的(de)(de)(de)术语(shùyǔ)是“评估理论（appraisal theory）”，即试图借助神经科学与心理学的概念来解释中世纪情感。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个体在经历某一事件后，会对其(qí)作出直觉性(zhíjuéxìng)地判断，进而基于这种判断来解释情感体验。然而，通常这些学者清楚地知道他们正在使用过去不曾存在的概念，但与此同时，又难以说明这些理论模型真正适用于中世纪时期，并且能够增进对于中世纪观念的理解。 总体而言，这些观点(guāndiǎn)都未能真正反映出中世纪盛期西北欧地区的(de)叙事作品和历史著作的历史文本本身的真实面貌，当时的文本也并(bìng)未如我们当下(dāngxià)这般来讨论与描述的情感(qínggǎn)和感受(gǎnshòu)。换言之，中世纪的文献并没有像现代理论那样把情感视为可操作的“工具”，也无法被轻易地套用在“评估理论”的逻辑之中。它们可能谈及“判断”，但对于人们(rénmen)是否作为情感的主宰者(zhǔzǎizhě)，或者是否被情感支配，并未形成一致的观点。这些文本也没有将情感视为可以与人本身分离的客体，而是将其(qí)视为某个人生命经历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本文倾向于使用“情感史（emotional history）”这个术语，因为它允许我们承认(chéngrèn)历史上确实存在着情感，并且当时的人也在认真(rènzhēn)地思考情感。 值得注意的(de)是，学术界往往不愿意谈论人们真正的感受(gǎnshòu)，甚至不愿承认过去的人们有过这样的感受。但这并不令人感到困扰，因为相同的境况放到今天亦是如此。例如，当我们(wǒmen)在接受采访时，我们也无法确切知道坐在(zuòzài)对面的采访者的真正感受是什么。这种问题在人类历史中亦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我们可以(kěyǐ)探究历史作家们如何思考情感与(yǔ)(yǔ)表达(biǎodá)情感，从而(cóngér)可以发现那些试图准确描述情感与感受的思想和写作方式。此外，讨论“拥有某种情感”与“表达某种情感”之间矛盾与张力也是很有趣的。我们如何判断某种情感表达是否真实？作者又是如何描述当时他人的反应？上述(shàngshù)问题往往能为我们理解和认识不同时代的人们如何看待情感提供重要线索。 总的来说，“情感史”这一概念能够允许我们将情感当(dāng)作“体验”来理解。本次讲座更关注的则(zé)是关于“体验”的叙事，而非某些具体的情感词汇。因为当我们阅读一个故事(gùshì)时，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种长期的情感体验，比如某个人在(zài)丧亲之痛中挣扎，或者试图厘清如何理解并(bìng)感受喜悦（代表另一端的情感）。但(dàn)作家们并不总是使用明确的情感词汇来描述这些体验，而是可能用隐喻、类比(lèibǐ)，或者讨论某些难以言表的事情，以一种变戏法的方式来传达那种感受的深度。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开放的思维是非常(fēicháng)有益的。 另外(lìngwài)，关于理解过去(guòqù)情感(qínggǎn)(qínggǎn)的(de)问题，相较于中世纪作家们对于情感的描述(miáoshù)方式，尝试从外部角度并通过理论模型来描述情感的方法，二者有何不同？例如，不管是在当代情感研究中，还是在历史情感的研究中，都有人(yǒurén)试图基于事件理论来描述正在发生事件的形式。因此，也存在着一系列关于研究中世纪情感如何发生的文章。就如同(rútóng)当下，我们可能会研究神经活动来描述情感，也会尝试使用物理变化来描述情感。在某些文化中，人在愤怒时血管会扩张，而在其他文化中则更强调控制或压抑情感，而非表达出来。 “评估理论”有时会将情感描述为一套逻辑流程：当某个事件发生(fāshēng)后，个体接收输入，进行(jìnxíng)直觉判断，然后得出情感反应。这种理论有时听起来就像命题逻辑，但(dàn)问题在于：在过去的文本中，讲述者很少会按照这种方式描述情感体验(tǐyàn)，因为个体先接受一个命题或逻辑，然后再(zài)对其形成情感反应，二者之间存在(cúnzài)着一种时间滞后性。所以，这些理论往往忽视了更现象学的方式，即从人的体验出发来理解情感。人们(rénmen)已经(yǐjīng)存在着一种世界观，他们认为某些(mǒuxiē)事情应当如此，而感受通常被描述为更加(gèngjiā)自发的表达。因此(yīncǐ)，我对于谈论情感的叙事非常感兴趣(gǎnxìngqù)，而且其他人也会试图判断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常常会试图提供帮助。这也是为什么“病患叙事（patient narrative）”的概念出现了，我在一篇关于疯癫研究的文章中提到：越来越多(duō)的人呼吁回顾过去，寻找那些记载人们讲述自身体验的内容，看看他们是否使用隐喻，或者用词是否足以相似地描绘出过去的真实体验。 在研究中世纪时，我们通常缺乏第一手资料，所(suǒ)能找到最接近的(de)资料往往是写作者根据想象或对真实历史事件的描述来构建的叙事，而这种方式则(zé)是试图寻找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去讲述某个人如何感受(gǎnshòu)、如何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有时候这些描述可能(kěnéng)非常有趣，但也需要考虑到不同个体的个性与情感体验存在着差异。 在中世纪，情感(qínggǎn)常被视为灵魂的事件，或者是灵魂的降临，有时也会将其称为“灵魂的偶发”，但这并不是拉丁词的准确翻译。其真实含义是指代一种外在的、非自然的、偶发性的状态。与此同时，也存在(cúnzài)着许多理论尝试着解释为何(wèihé)不同性格的人会以不同方式体验(tǐyàn)这些事件。因此，通过医学社会史(shèhuìshǐ)的视角(shìjiǎo)来研究中世纪情感，首先可以使我们(men)将人的体验视为一个整体，如从大局着眼于健康，而非仅仅是疾病；其次，医学史(yīxuéshǐ)的视角也能够让我们摆脱那种(nàzhǒng)纯粹以道德为中心的叙事模式。部分研究主张中世纪欧洲的一切都必须放在道德规范或基督教(jīdūjiào)语境中进行解读，即便当时的作家们并没有明确如此表达。然而，这种普遍性的结论极大地限制了我们提出新(xīn)问题(wèntí)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这一领域中的某些概念与模型，给我们思考关于(guānyú)情感史的问题提供了有益(yǒuyì)的视角。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中世纪情感史的研究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例如区别于传统的情感史研究，可以从健康和历史叙事的视角对情感体验加以深入研究。 我正在进行一项关于情感、健康与福祉关系的研究，尤其(yóuqí)(yóuqí)聚焦于哀伤和丧亲之痛这两个主题。我对(duì)其中体验的许多元素都很感兴趣，并(bìng)且不仅仅关注情感词汇本身，还关注围绕哀伤体验所发生的其他事物，尤其是(shì)对那些慢性哀伤、抗拒安慰且长期无法消散的哀伤特别感兴趣，并且往往也不会遵循在教会中论述哀伤的拉丁作家所设定的哀伤路径（哀伤应该如何(rúhé)表现、如何发展）。我更关注于哀伤的实际发展进程，以及当哀伤的过程并不如人们(rénmen)预期时，会发生些什么？ 我们也可以提出(tíchū)众多不同的(de)问题去探讨哀伤，而我研究的核心主题(zhǔtí)是(shì)——当有人遇到正在哀伤的人时，他(tā)们是袖手旁观，还是试图(shìtú)干预？也就是如何理解与处理(chǔlǐ)这种社会互动？简而言之，就是研究“帮助”行为本身，但在更深层次上，其实是关于(guānyú)“关怀(guānhuái)（caring）”与“治愈（curing）”之间的区别。当一个人试图帮助一位丧亲者时，他认为自己可以做到什么？他认为最好的做法是什么？他应该做什么？他想要引导对方去感觉某种情感，还是让这种情感消失？是鼓励、接纳、还是对抗这种情感？因为针对不同个体，人们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帮助方式，而那些撰写长篇叙事的作家(zuòjiā)们所使用的语言，往往能反映出他们如何看待或想象这种互动。并且在我看来，关注这些被使用的语言也是极为有趣(yǒuqù)的。 有一位跨学科的(de)研究者劳拉·奥蒂斯（Laura Otis）曾撰写过关于(guānyú)隐喻的文章，并展示了隐喻如何与情感(qínggǎn)相关联，如她曾提到“沉溺于悲伤（wallowing in misery）”这种(zhèzhǒng)(zhèzhǒng)隐喻，以及这种关于情感的语言运用如何促使人们给出(gěichū)某种反应，或(huò)使人因感受到某种情感而内疚。劳拉·奥蒂斯考察了西方文学史上大量关于慢性哀伤、丧亲和失落的隐喻，发现这些隐喻经常以负面方式塑造这种情感体验，仿佛社会的目标就是要让人们走出来。但她也提出了疑问：这样(zhèyàng)的推动是否真的对当事人有利？如果我们从健康或医学的角度(jiǎodù)审视，或许会发现有些作者认为不(bù)走出来反而是一种更好、更有效的状态。 因此，我将选取一些十二世纪(shìjì)作者所记载的案例(ànlì)，描绘了人们(men)试图帮助哀伤者的具体情境，这些案例将构成今天讲座的核心内容(héxīnnèiróng)。我在进行著作编写的过程中，也在思考：在十二世纪，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有何独特之(zhī)处？为了引出关于(guānyú)帮助的主题，我将列举几个案例，以及展示一些知识(zhīshí)传统中的案例，例如十二世纪的学者们已经使用他们的概念框架集合（conceptual toolkit）来思考长期哀伤的成因，以及人们如何尝试提供帮助。 吉尔伯特与玛蒂尔达王后：丧母的悲伤(bēishāng) 首先跟大家分享(fēnxiǎng)的(de)(de)第一个案例源自一份历史文献——一套与(yǔ)伦敦默顿修道院(xiūdàoyuàn)（Merton）创立相关的编年史。该修道院由吉尔伯特（Gilbert）于十二世纪初创建，其赞助人是于1118年逝世的玛蒂尔达王后（Queen Matilda）。她是亨利一世（Henry I）的妻子，本身具有英格兰与苏格兰王室血统，也(yě)可以(kěyǐ)将其视为诺曼征服后盎格鲁-诺曼英格兰王权血脉延续的象征。这套编年史的编撰目的，不仅是为了彰显该修道院的重要地位与特权，也是为了赞美创始人与王室赞助者。因此，文本中的吉尔伯特作为理想创始人、玛蒂尔达作为仁慈王后的形象是可以预见的。并且，文本中还透露出对吉尔伯特与玛蒂尔达二人性格特质的关注，这些(zhèxiē)细节为我们理解中世纪时期(shíqī)的哀伤是如何被(bèi)表现出来的，以及公开场合(gōngkāichǎnghé)是否(shìfǒu)应该流露哀伤提供了线索。 这段摘录的(de)重点在于：修道院的创始人吉尔伯特失去了自己的母亲，但他对此缄默不言。玛蒂尔(mǎdìěr)(mǎdìěr)达王后(wánghòu)(wánghòu)得知这个消息后，便前来当面质问他，这一互动凸显着“试图提供帮助”的主题，即玛蒂尔达王后试图介入吉尔贝特的哀伤。吉尔伯特解释说(shuō)，他之所以没有告诉王后，是因为他担心这个噩耗会让王后感到过度悲伤(bēishāng)。王后听后拉起他的手，对他说：“你可以把(bǎ)我当作你的母亲。”以上便是摘录文字的概要。接下来，我将通过更细致的文本细读，剖析其中对哀伤与丧亲之痛的深层意涵。 首先，玛蒂尔达王后的第一个提问使用了(le)拉丁单词“num”，这是一个“反问语气(yǔqì)”的提问方式，语气上预设了对方会给出肯定的回答。换言之，王后已(yǐ)经得知了吉尔伯特母亲去世的消息，只是与其确认(quèrèn)事实(shìshí)。从赞颂王室赞助者的角度来看，这段文字强调了她(tā)的警觉与勤勉——她时刻(shíkè)关注动态，这也正是（修道院）庇护者的理想特质。此外(cǐwài)，文本还暗示：她并非直接从吉尔伯特本人处获知消息（若她认为消息属实，必是从别处听闻），而且此事已在宫廷中流传开来。关键在于，若她已知真相，提问的唯一动机不可能是出于无知(wúzhī)，而是为了确认。本质上，她提出问题并非需要答案(dáàn)，而是希望吉尔伯特亲口说出事实。这种试图帮助（哀伤者）的方式十分耐人寻味，王后意在促使他当面承认并公开表达哀伤。 其次，她的(de)(de)第二个问题同样值得关注，该提问使用了过去完成时的时态，王后询问的是(shì)“你为何当时没有告诉我(wǒ)（why hadn't you told me）”，而非“你为何不告诉我（why didn't you tell me）”与“你为何到(dào)现在(zài)还没告诉我（why haven't you told me yet）”，以此质问(zhìwèn)吉尔贝特(bèitè)在事件刚发生的时候为何保持沉默，暗示着在王后看来，当经历丧亲时，第一时间(shíjiān)就应该与亲近者分享哀伤。因为作者在此处描述时精心选择了复杂的过去完成时态，而非简单地使用过去时态，使得这个细微之处显得意义重大。 再次，当王后提出“你(nǐ)可以把我当作你的母亲”这句话后，吉尔伯特变得更加快乐(kuàilè)了，文本(wénběn)在描述时使用了单词“lacior factus”，“lacior”是(shì)一种比较级的表达，意思是“比之前快乐一些”，而非(fēi)最(zuì)高级的表达。然而，玛蒂尔达王后接下来对(duì)他的称呼，采用了各种最高级表达，如“最亲爱的朋友”“最亲密的儿子”，显示她所要表达的情感。然而，文本始终未宣称王后完全取代了其生母的情感地位(dìwèi)。作者在文本叙事中并没有让吉尔伯特的情绪回到哀伤前的状态，他只略感宽慰，并没有彻底被治愈。这种克制的文本描述揭示(jiēshì)出：玛蒂尔达的干预仅能缓解哀伤，却无法实现治愈。吉尔伯特或许必须长期忍受(rěnshòu)哀伤，而王后至多能减轻其哀伤程度。并且，绝对没有证据(zhèngjù)能够表明玛蒂尔达已经完全取代了他的母亲在情感上的地位。以上这些便是(biànshì)我针对这篇文本所提出的三个分析要点。 此外，就这些要点对理解哀伤及社会性干预的启示而言，其一便是吉尔伯特隐瞒消息的动机，暗含着(zhe)对于(yú)(yú)哀伤传染性的担忧——他解释自己唯恐玛蒂尔达的“尊荣”（对王室成员的敬称(jìngchēng)）因共感哀伤而受损。根据文本(běn)中吉尔伯特的解释，他选择沉默的原因是为了避免这种情感传染或蔓延——他试图保护他人免受哀伤侵扰。这并非源于奥古斯丁或诺让的吉贝尔（Guibert of Nogent）所主张的“公共场合不宜表露或谈论哀伤”观念，而更接近于一种医学的观点：他不愿让周围人暴露于自己的情感风险之下。其二，玛蒂尔达的立场虽也隐含(yǐnhán)健康视角，但(dàn)其焦点并非自身，而是吉尔伯特。因为她并未要求吉尔伯特压抑(yāyì)哀痛、避讳谈论或隐藏情感，反而斥责(chìzé)他对此闭口不言——实质是促使吉尔贝特承认并公开处理哀伤情绪，而非否认(fǒurèn)其存在(cúnzài)。我曾与(yǔ)一些学者(xuézhě)讨论此案例，常有人认为(rènwéi)它颇具现代性(xiàndàixìng)色彩。但我认为，这类特质本就存在于原始文本中。若仅将其视为“赞助人与女王”的常规文本，我们可能忽略作者对情感问题的深层思考(sīkǎo)——他们实际上在探讨情绪的运作机制、人际的情感期待，以及这种期待应基于个体福祉考量(kǎoliáng)还是抽象道德准则。这些人的思维方式(fāngshì)与撰写道德论著的学者截然不同，而正是这种叙事中展开的情感理论更具研究价值。 这个案例取自另一份十二世纪文献，其中包含一些有趣的(de)叙事变体及其灵感来源文本(wénběn)（后续将简要提及）。该份文本在本质上是一则虚构的哀伤与疯狂体验记录。它并非描述真实个体的感受，而是以魔法先知(xiānzhī)梅林（Merlin）（这位在《不列颠诸王史》中仅次于亚瑟的人气(rénqì)角色，身兼(shēnjiān)先知、巫师与魔法师多重身份，在十二世纪广为流传）为载体的思想实验：若(ruò)一位长生不老的魔法师存在疯狂或哀伤的经历，其体验将呈现何种形态？这实质是对极端慢性异常(yìcháng)情感体验的实验。尽管属于虚构，但其对疯狂与哀伤话语的反思却(què)极为敏锐。这部作品名为(míngwèi)Vita Merlini《梅林的一生》。 杰弗里（Geoffrey）在《不列颠诸王史》（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大获成功后，进一步创作了这部以梅林情感与精神体验(tǐyàn)为核心的诗歌，其灵感融合了拉丁与凯尔特传统。该文本的副标题耐人寻味，文学研究者常将其归类(lèi)为“野人神话”或“疯子神话”，这类叙事通常描述某人遁入荒野以应对(duì)情感或疯狂体验。值得注意的是(shì)(shì)，尽管故事中(zhōng)的其他人物称梅林为“疯子”，但(dàn)杰弗里本人作为作者却从未使用这一描述，梅林也(yě)从未以“我疯了”“我处于疯癫状态”或者“我是一个疯子”进行(jìnxíng)自我定义。相反，他将疯狂与哀伤体验描述为一段旅程，或者是一场需要克服障碍或疾病。由此可见，即便在同一故事中，当杰弗里·蒙茅斯通过叙述者、梅林本人与其他角色(juésè)的多重声音建构叙事时(shí)，我们仍能发现这种微妙的复杂性。一些人草率地断言“这是个疯子”，而(ér)文本实则通过细腻的体验叙事揭示，个体的真实(zhēnshí)感受往往抗拒被简化的标签与分类，而这种特质常给人一种现代性色彩，但我认为有时应该向史料来源提出不同的问题(wèntí)，对其进行不断(bùduàn)审视。 这个文本中有三段与“帮助哀伤者”有关的情节，这也是(shì)我今天想与大家所讨论的内容。我认为这部文本十分令人着迷(zháomí)，其主线情节概述如下(rúxià)：梅林在一场战役中目睹了三位战友的死亡，随后虽有人试图劝慰梅林，却被断然拒绝，并遁入荒野之中，开始陷入哀伤，继而(jìér)经历(jīnglì)疯狂与幻觉。后续叙事围绕他人介入与尝试救助(jiùzhù)展开，最终，虽然梅林自认恢复(huīfù)如初，却依旧选择继续栖居荒野。显然，这段经历永久(yǒngjiǔ)改变了梅林。这引出一个(yígè)有趣的问题，即所谓“治愈”是否必须意味着彻底复原？抑或，疯狂与哀痛的体验本身可能促使个体感觉更好一些，但依然拥有不同的优先级(yōuxiānjí)选择或是对(duì)生活产出了不同的渴望（正如梅林的选择所示）。正如我们在默顿编年史(biānniánshǐ)中看到的那样，吉尔伯特并没有完全恢复到以前(yǐqián)的样子，能够通过他人提供(tígōng)的帮助来(lái)抚平丧亲之痛。二者均未通过外部干预完全恢复原状。因此，第一个情节再次讲述了在他人试图安慰的情境之下，梅林与雅各一样，拒绝接受安慰，也不想承担其所带来的负担。此处，我再次联想到伊西多尔的论述——他将他人试图提供的帮助视为一种压力。梅林亦是如此。 我认为拉丁语中一个表示“承受（fare）”的(de)(de)单词非常重要，因(yīn)为它蕴含着认可和(hé)接受的含义。如那位贵族恳求梅林接受安慰(ānwèi)，并提出“我们正试图治愈你，我们想要帮助(bāngzhù)你”，但梅林不愿承受（fare）或(huò)忍受这种干预。此处“fare”（承受/接纳）的用法颇具深意，如同英语法律术语“维持异议（sustain an objection）”，暗含对某事物有效(yǒuxiào)性的承认与认可。墨林虽拒绝安慰与帮助，却清楚地意识到哀伤对自我的侵蚀，而(ér)文本语言(yǔyán)进一步揭示其(qí)被动性——梅林感受到自己是被哀伤作用的客体(kètǐ)，而非能主动应对的主体。这与雅各主动抗拒(kàngjù)安慰的例子形成了(le)差异——梅林的主观(zhǔguān)抗拒无法阻挡他人干预的渗透，即梅林虽然不想被安慰和帮助，但实际上他人的帮助和安慰却十分有效，也让梅林意识到了他人试图提供帮助是正在(zhèngzài)发生(fāshēng)的事情。根据中世纪理论，情感常被视为施加于人的非自然因素（non-naturals）。然而，作家们描述哀伤的语言却将其视为个体存在的内在部分。而干预哀伤的尝试反(fǎn)被视为非自然的侵扰，因其违背人的个性(gèxìng)且充满压迫性。所以，梅林在此故事(gùshì)中唯一的主动行为仅是祈祷不被安慰，但这愿望毫无实效。上述情节与雅各的案例相似，揭示了即便干预者自认善意，但其行为也可能与当事人的真实意愿相背离。关于这个(zhègè)问题的重要性(zhòngyàoxìng)，不同叙事文本给出了开放性的回答(huídá)。例如，杰弗里在故事中暗示梅林陷入一种史无前例的疯狂，文本提出“从未有人经历此类疯狂”，这实质上将叙事本身设定为对极端情感与精神体验的思想实验。值得深究的是，正是由于哀伤在此时清晰地降临，而梅林无力抵抗强加的外界帮助，被迫直面情感冲击，最终陷入疯狂，以至于(yǐzhìyú)使得这位长生的魔法师无法应对。 悲伤(bēishāng)的疗愈——音乐与自然 接下来(jiēxiàlái)，我想讨论故事中的第二次尝试提供(tígōng)帮助的情节，作为下一个案例。 这一情节(qíngjié)近乎可戏称为荒野急救，一名使者深入荒野以期寻回遁世避居的梅林(méilín)，试图通过干预其哀伤及(jí)由此衍生的疯狂，从而帮助其回归社会。此段落为了解中世纪的健康观念，以及可称为“音乐疗法”的实践提供了独特窗口。从本质上讲，王室因梅林曾(céng)为王室的朋友，而派遣使者寻其归来。其中一名使者获悉其踪迹后，携齐特拉琴（cithara）深入荒野，最终与(yǔ)梅林相遇。此情节再次(zàicì)呼应圣经传统——如大卫(dàwèi)弹奏竖琴安抚扫罗的狂乱。 中世纪理论将(jiāng)音乐视为对抗悲伤与忧郁的疗法(liáofǎ)，其(qí)原理基于对比效应（如以旋律的轻盈消解情绪的沉滞）。十二世纪初极具影响力的学者圣维克多的休（Hugo de Sancto Victore）进一步提出：通过音乐演绎的叙事表演能(néng)促进情感的“健康”处理，因其既(jì)可刺激心智，亦可激发内在(nèizài)的运动力（如体液的流动或灵性的跃动）。 人们大多认为：某种形式的(de)运动对灵魂与情感健康至关重要，停滞于同一状态则被视为有害，该主题在文本中反复出现。我们可能(kěnéng)会期待使者(shǐzhě)将通过弹奏乐器来舒缓梅林的情绪，并给梅林带来一些欢乐。然而，情节的发展十分微妙(wēimiào)，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的期待截然相反：音乐与歌词都发挥着作用，并且使者所演奏的歌曲本身却极度(jídù)悲伤。若(ruò)依照中世纪理论（即通过对立面来中和以实现(shíxiàn)平衡），使者演奏的音乐显然与其背道而驰。其后，使者悄然接近梅林，并未立即演奏，而是先倾听(qīngtīng)他对战友丧生与精神崩溃的哀诉。这也说明使者可能根据梅林的自述(zìshù)内容，精心选择了演奏曲目。 这正是文本所描述的(de)场景，但(dàn)(dàn)它(tā)究竟具有多少中(zhōng)世纪的色彩呢？使者(shǐzhě)通过(tōngguò)演奏音乐来分散注意力和安抚疯狂，但其吟唱的歌曲本身却(què)充满哀伤(āishāng)——它讲述梅林妻子与其姐妹的悲痛，因为她们误以为梅林已经去世。歌词详述两位女性经历(jīnglì)的种种事迹：哭泣、绝望、容颜衰老、迷失自我(wǒ)……这些体验与梅林自述的哀伤几乎完全重合。这在(zài)当(dāng)代现象学讨论中频繁出现，他们提出的“我不是过去的我（I am not what I once was）”，与“我不再是过去的那个自己（I'm not who I once was）”相似但却不同。上述两个命题给出了(le)一种人的本质存在差异的感受，即一种无休止的漂泊感、疾病和漫长且无间断的哀伤。使者所吟唱的歌曲既精准复现(fùxiàn)了梅林自身的哀痛(āitòng)体验，亦融入了其亲人的相同哀伤体验。在我看来，此举动意在通过使梅林在感受他人之痛的过程中产生共情(gòngqíng)，从而使他摆脱哀伤体验；另一层意图则是深入哀伤体验本身，揭示哀伤的共享性，并予以承认与认可。梅林在其后的反应也十分耐人寻味：当歌曲终了时，梅林便立即对使者说：“再弹一遍。”而这并非因为哀伤过度难以承受，而是他渴望再度聆听，即一次远远不够。梅林确实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感觉有所好转，并能够从外部(wàibù)视角审视自身的疯狂。但这种疗法的独特(dútè)之处在于，它并未遵循中世纪理论所倡导的通过对立面来中和以实现平衡。 这个故事揭示了如何认识哀伤、思考哀伤、表达哀伤以及谈论悲伤的方式，这才是最(zuì)可能发生效用的疗愈方式。而在此叙事(xùshì)中，这一策略确实奏效，并(bìng)与玛蒂尔达和(hé)吉尔伯特的案例存在相似之处。此外，观察(guānchá)那些思考此类故事的人尤为有趣。他们并不试图为担忧哀伤的机构或政府服务，而是(érshì)立足于个体经验的想象，无需盲从外界盛行的宏大理论，如灵魂平衡学说。因此，这本质上反映出实用的智慧(zhìhuì)正在文本叙事中发挥着作用。 杰弗里·蒙茅斯笔下的(de)最后一次尝试提供帮助的情节，描述了梅林疯狂复发后的孤独境遇(jìngyù)——威尔士传说(chuánshuō)中的先知兼诗人的塔利埃森（Taliesin）出现，与他对话哀伤与疯狂的体验。 塔利埃森对梅林说道：“或许无人如你般见证如此(rúcǐ)之多。”因为梅林哀叹王国倾覆、战友(zhànyǒu)殒命。值得注意的(de)是，梅林的长期哀伤与病态体验根源，部分在于他作为(zuòwéi)先知所目击的人类悲剧远(yuǎn)超常人——身为先知，梅林不仅拥有预见未来的魔法能力，更被迫见证远超常人的悲剧。这也(yě)是塔利埃森作为智者先知的观察结果。其(qí)后，塔利埃森引导梅林找到了一条溪流，让其饮用后，梅林终获痊愈。杰弗里如此描绘溪流：“溪水在地下遭遇岩层的阻隔，但却迂回绕行(ràoxíng)，最终涌向阳光。” 正如我在(zài)之前讨论中提及的“运动力”（movement），梅林(méilín)的旅程(lǚchéng)与溪流的流动形成了呼应。治愈的关键不仅在于(zàiyú)饮下圣水，更在于旅程本身(běnshēn)。在前文已有所提及。杰弗里让(ràng)梅林感谢上帝使其康复，并询问溪流是如何运作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在我看来，这种对世界运作方式的好奇心有时是被忽略了(bèihūlüèle)，因为当(dāng)我们审视梅林感谢上帝的部分时，故事(gùshì)情节看似走向了中世纪欧洲故事的标准结局，即(jí)基督道德叙事，康复源于上帝恩赐。然而实际上，杰弗里在叙述结尾时笔锋一转，让梅林在赞美上帝后立刻追问：“感谢上帝拯救我，这实在是不可思议，但我更想知道溪流是如何治愈我的？”我认为此案例的核心在于：对自然机制的解释或者好奇无需与上帝干预的解释相对立，或前者被视为处于次等地位。二者其实可以(kěyǐ)协同(xiétóng)共存。实际上，塔利埃森与梅林最终关注的并非对上帝的感谢，而是(érshì)自然疗法(zìránliáofǎ)的运作逻辑。这揭示中世纪思想的多样性远超我们的固有认知，情感叙事未必皆以归因上帝为结局。 通过这些案例，我希望向大家说明，探索中世纪情感观念的(de)广度、深度与多样性为何如此具有吸引力！以及为何我们(wǒmen)需要重新审视中世纪经典理论家（如吉贝尔、奥古斯丁）将情感视为可以被控制或管理之物(zhīwù)的固有叙事(xùshì)。事实上(shìshíshàng)，那些专注(zhuānzhù)于如何讲好故事的人（如杰弗里、瓦斯），反而对中世纪盛期的情感体验提出了最有趣和最引人注目的想法。 吴愁、周述延、肖丽翻译/整理(zhěnglǐ)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xīnwén)，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